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贵州文艺界的力量比较薄弱，但在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中，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的爱国师生始终把文艺作为宣传动员人民群众的重要武器，经常演唱抗日歌曲和排演爱国戏剧。到“七七事变”后，全省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各界群众通过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更为积极。这些活动，得到从外地迁入贵州的音乐家、戏剧家等的支持，阵容更为壮大，出现了一批朝气蓬勃的文艺团体。筑光音乐会就是其中之一。
筑光音乐会原名为筑光音乐研究会，是1937年4月成立的公开音乐团体。最初由《友联俱乐部》和《萌芽月刊》社成员李家才和青年谢奎等人发起组织，后得到川军二十军军长杨森同意，将会址设在四川会馆，由杨森担任名誉会长，青年音乐爱好者刘佩南担任会长。筑光音乐会成立之初，以研究器乐的弹奏、声乐的唱法、正简谱的识法、曲谱的作法、乐曲和乐理的研究及演唱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歌曲为主。由于它可以使青年学到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对部分青年人很有吸引力，成立不久便发展了一批会员。
展开剩余92%1937年成立贵阳筑光音乐会（图源：方志贵阳）
“七七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贵州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中共贵州省工委根据这种形势，决定利用杨森号召对音乐有兴趣的青年参加筑光音乐会的机会，发动部分中共党员和在党影响下的进步学生参加筑光音乐会，以便将这个得到官方认可的合法音乐组织，改造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根据贵州省工委的决定，贵阳女中、贵阳中学、贵阳高中、贵阳女师、贵阳男师、正谊小学、达德学校的聂奇慧、刘家祥、严金萱、聂奇婉等50多人先后加入了筑光音乐会。这些人中，有一些是中共党员，有一些是各校贵州学联支部的负责人，他们在筑光音乐会里的活动，对这个组织的性质改变产生了直接影响。
接着，贵州学联负责人陶信镛又介绍从上海音专毕业、回乡后在省立高中、正谊小学和达德学校任音乐教师的常学镛，到筑光音乐会担任艺术指导。常学镛进入筑光音乐会后，首先在会员中教唱《打打打!打打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爱真理!你爱真理!他爱真理!》两首简单、朴实而富有斗争性的轮唱歌曲，从而使这个单纯的娱乐组织开始向抗战文艺团体转化。
在贵阳各界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的活动中，筑光音乐会中的中共党员竭力主张该会参加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用歌声进一步唤起贵阳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筑光音乐会在这次纪念活动中，赶排了5首宣传抗日救亡的歌曲在街头演唱。其中的《九一八》歌，用悲壮的曲调叙述了中华民族被宰割、受凌辱的痛楚;《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救亡进行曲》等歌曲，引起了各界听众的共鸣。尤其是《亡国奴当不得》这支歌，以通俗的语言、民歌的形式加上喊话方法演唱，把演唱者和听众的心紧紧地扣在一起。每当唱完“东北、华北已沦亡!同胞们，快抵抗，亡国奴当不得!咿呀嗬咳”一段后，参加演出的会员使用贵阳方言高喊: “亡国奴当不得呀!”这时，旁观的听众也纷纷振臂跟着高呼，演出场地充满了同仇敌忾的气氛。
1937年成立贵阳筑光音乐会（图源：方志贵阳）
1938年3月，邓止戈、秦天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从延安返回贵州。这时，原贵州省工委领导人黄大陆、李策已在“二一九”事件后被捕。邓止戈、秦天真着手恢复被破坏了的贵州省工委，整顿党的组织，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利用各种不同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并派中共党员谢凡生以音乐爱好者的身份进入筑光音乐会，以便加强中共党组织对筑光音乐会的领导。通过筑光音乐会中共党员的工作，吴夔、王自霖、刘才雄、李良才、肖家驹等党员教师或进步教师也被聘为该会的艺术指导。5月，常学镛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到1938年夏天，筑光音乐会中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共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筑光音乐会中共文化支部，从而迎来了筑光音乐会的蓬勃发展时期。
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筑光音乐会除通过音乐会、电台广播、街头演讲和集合听众教唱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外，也演出抗日戏剧、绘制抗日宣传画、举办木刻展览、张贴救亡情报等。当时筑光音乐会的会员“几乎唱遍了三十年代的全部抗日歌曲”，他们的这些活动，对于鼓舞贵阳人民起来抗战救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年4月，由李宗仁将军指挥下的中国军队在台儿庄(1938年3月23日至4月7日，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山东峄县台儿庄(今属枣庄市)一带进行的战役)大败日本侵略军，歼敌1万余人。消息传来，贵阳人民欢呼雀跃，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为了配合群众的庆祝活动，筑光音乐会在贵阳组织了百人大合唱，会员们满怀激情地演唱了《流亡三部曲》《慰劳歇》《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歌八百壮士》等抗战歌曲。当唱到“八百壮士心一条，十万强敌不敢挡”时，在场听众自发地齐声应和“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群情激奋，悲壮的旋律久久萦回在山城之中。不久，台儿庄战役的部分伤员送到贵阳南郊图云关荣军医院治疗，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筑光音乐会会员前往慰问。会员们不仅给伤员赠送慰问品、帮助伤员写家信，还经常给他们演唱救亡歌曲。
为了团结其他音乐团体，巩固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贵阳抗日救亡宣传的声势，1938年5月，筑光音乐会与当时贵阳的黄钟音乐研究会、贵阳医学院歌咏队、达德学校歌咏队、贵阳联合口琴队、儿童联合歌咏队，在贵阳群新电影院举行联合音乐演奏大会，并于事前在《贵州晨报》上公布了节目单、部分歌词及说明。这次联合演出的内容包括合唱、齐唱、轮唱、独唱、混声合唱、男声二部合唱及各种乐器的独奏、合奏共22个节目。其中有鼓励孩子们起来参加抗日救亡的《孩子进行曲》，有号召“同胞快觉醒，起来参加抗战，努力上阵打日本”的齐唱《打日本》，有鼓舞千百万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及《保卫大中华》《冲锋号》《保家乡》《抗敌歌》等歌曲。这次联合演出规模大，节目多，内容广泛，在贵阳群众中影响很大。
1938年夏，日本侵略者在攻占安庆、九江以后，拉开了进犯武汉的序幕。8月初，日军正式发动了以夺取武汉为目标的进攻。为了支持前方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战斗，筑光音乐会与另一个抗敌文艺团体沙驼业余话剧社，在贵阳联合组织了一次“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在这次活动中，筑光音乐会除像往常一样举行演唱外，还开展了群众性的抗战歌曲教唱活动。教唱工作组织得十分严密，形式也极为特殊:几十把火炬将民众教育馆广场照耀得如同白日，歌词事先用大字一句句写在白纸上，由音乐会的会员拿着，一人一张;教唱到哪一句，拿着这一句歌词的人便将写有歌词的报纸高高举起来。这样，现场学唱的群众很快掌握了歌曲的唱法。在随后举行的游行中，他们一面走，一面高唱着:“我们臂挽着臂，手拉着手，用我们的最后一滴血，争取民族的自由!……踏向真理的战场，向着光明的路上走!”队伍步伐整齐，精神抖擞，歌声在贵阳的夜空上回响。
1938年12月，筑光音乐会在贵阳举行义卖音乐会。当时，途经贵阳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杭州音乐专科学校音乐系的部分师生和武汉、长沙等地的音乐家胡投、张权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义卖演出。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秦天真，为这次演出特刊撰写了题为《前奏曲》的发刊词。贵阳的人民群众热烈支持为难民举行的义卖音乐会，连续两场演出，座无虚席。音乐会的主题歌女声小合唱《募寒衣》，歌词恳切哀婉，旋律娓娓动人。当演员们唱到“募寒衣，请捐助，要募寒衣千万数，寒衣募给难民穿，难民冬天无衣裤……”时，全场沉浸在肃穆悲切的气氛中，唏嘘之声可闻。同场演唱的歌曲《热血滔滔》《听!听!云雀》《九一八大合唱》《满江红》《游击队歌》《淮河船夫曲》等，都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响。台上台下感情交融，唱到激昂处，全场观众起立，担任指挥的常学镛转过身子，指挥全场齐唱。
筑光音乐会是中共贵州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战文艺团体，由于从一开始成立它便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因而在抗战前期，这个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救亡活动的音乐会，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贵州广泛开展工作。以后，筑光音乐会除继续举行公演、联合公演、劳军义卖外，还利用官方组织的各种集会举行演唱。
中央日报登出筑光音乐会劳军演出特刊（图源：方志贵阳）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响应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和援助中国的号召，于1937年8月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在财政、军事等方面给中国以援助。苏联政府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各地相继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1938年12月4日，“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党政高级官员及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500余人。大会宣布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成立，推举王伯群为会长，并通过了《致苏联元首斯大林、加里宁电》。在这次大会上，筑光音乐会的男女唱咏队先演唱了《抗敌歌》《保卫中华》《新中华进行曲》等。接着又演唱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在山城贵阳，这是第一次公开唱出无产阶级的国际战歌(也是当时前苏联国歌)，演员们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现场观众也深受鼓舞。
筑光音乐会的各项活动能受到贵阳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还与他们朴实无华的演出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抗战初期脍炙人口的抗日歌曲，内容往往通俗易懂，真切感人。筑光音乐会在演唱这些歌曲时，经常采用贵阳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因而能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贵阳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城，劳动人民习惯用山歌对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根据这种民风、民俗，筑光音乐会在创作节目时，将抗日救亡的内容融汇在山歌粗犷、泼辣的格调和健康生动的方言中来表现，使听众感到分外亲切。1938年夏，由会员高言志、谢凡生、李良广等深入贵阳市郊北衙地区(今贵阳市乌当区北衙村)，在采写山歌曲调的基础上，编写出山歌剧《送郎打日本》，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剧通过一名农村女子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毅然放弃家庭幸福，送郎上前线的事迹，表现了中国农民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剧中有几段歌词这样写道:
(男)月亮弯弯照高阁，日本鬼子来搜索；银钱财粮都拿走，二八佳人难打脱。
(女)太阳落坡又东出，哪家都是亲骨肉；杀了牲口杀了人，男女老少都不留。
(男)太阳落坡又东升，我国来了东洋兵；烧杀掳抢都干尽，不去当兵就不行。
(女)月亮钻云黑一堂，人家有郎我有郎；我家送郎去当兵，人家把郎挂身旁。
这出山歌剧写成后，在贵阳街头和乡间广泛演出，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有时会员们在演出中还邀请苗族青年吹木叶伴奏，使少数民族观众倍觉亲切。一些群众通过看筑光音乐会的演出，逐渐也学会了编唱抗日山歌。其中一首“太阳出来红彤彤，好男好女要冲锋，同心合力上前线，不怕鬼子几多凶”的自编山歌，便是在山歌剧《送郎打日本》公演之后，逐渐流行开来的。
深入农村下乡演出，是筑光音乐会丰富自己的活动内容，积极汲取民间音乐营养，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的重要途径。因此，在中共党组织的号召下，筑光音乐会除进行街头演唱和举办大型联合音乐会外，每年寒暑假还组织会员到农村宣传。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在清镇、平坝、定番(今惠水县)、龙里、息烽等县和贵阳的乌当、青岩、花溪、北衙、倒岩等区乡。1938年8月，筑光音乐会在花溪演出，吸引了当地成百上千的观众。麟山、蛇山和周围村寨，时时回荡着抗日的歌声。
贵阳“筑光音乐会”会员赴花溪作抗日宣传演出（图源：方志贵阳）
1938年发生的“八一三”事件后，筑光音乐会的会员们，仍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并把活动的重点逐渐向农村转移。他们首先来到息烽县，派出代表与国民党息烽县党部交涉，在息烽进步人士的支持下，获准在城中演出一周。他们白天到附近农村调查、宣传，教群众唱抗战歌曲，讲述日寇的暴行;晚上演出，推动了息烽县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2月4日，日军飞机轰炸贵阳后，群众要求国民党政府坚持抗战的呼声更加高涨，筑光音乐会的活动格外积极，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也十分猖狂。筑光音乐会的负责人常学墉、谢凡生等在夜里被特务打伤，被迫转移到重庆。但筑光音乐会的会员们并没有被吓倒，在新的领导人陶信镛等人的带领下，继续活动。1939年2月14日，筑光音乐会为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诞辰27周年，举行了《安息吧，勇士》的主题合唱音乐会，演唱抗战歌曲。不久，又抗议汪精卫投敌，编演了《汪精卫到东京》的话剧，揭露了汉奸卖国贼一伙的丑行。
“二·四”轰炸以后，部分中、小学都陆续迁到贵阳郊区，筑光音乐会的成员也分散了。为了便于各校开展活动，筑光音乐会的领导成员决定在一些筑光音乐会成员较多的学校成立分支组织。音乐会的成员除了每周星期日进城集中活动之外，其余时间便以各分支组织为单位开展工作。如达德学校迁到离城约十公里的摆郎后，便成立了筑光首乐会达德大队，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该校建立了党支部。中共贵阳县工委书记、筑光音乐会负责人陶信镛直接领导达德支部和筑光音乐会达德大队的工作。大队规定筑光音乐会成员每周集中活动三次，其余课余时间则练歌或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去做抗日救亡宣传和扫盲工作。
同时，为了培养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中共达德党支部在筑光音乐会达德大队成立了3个秘密的读书小组，分别吸收筑光音乐会成员中的积极分子参加。读书会组织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和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报刊，以及马列主义的一般理论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各读书小组互不联系，每周各自开会一次，总结开展抗日宣传的情况，交流学习心得。由于筑光音乐会达德大队的活动，在摆郎一带的乡间，响彻了抗日救亡的歌声。一些筑光音乐会的成员，通过抗日救亡运动的实践锻炼，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0年初夏，筑光音乐会收到了由外地寄来的全本《黄河大合唱》谱本，立即组织翻印、排练。不久，就在中华南路原达德学校门前为群众演唱。《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极大地激发起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筑光音乐会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学校都有筑光音乐会的成员在活动，这就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了。
1937年成立贵阳筑光音乐会（图源：方志贵阳）
1940年6月18日，筑光音乐会到惠水县演出回来，顺便游览花溪并在灵山小学演出。演出开始不久，就被一伙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包围，强诬筑光音乐会未经县党部批准，聚众私开秘密会议，攻击政府，并抓走了筑光音乐会的总干事文三传。接着，又说是“误会”，释放了文三传，要筑光音乐会与三青团联欢。会员们严词拒绝了这一要求。次日，国民党贵阳县党部便登报，诬蔑筑光音乐会进行非法活动，勒令解散。
筑光音乐会在战斗的历程中，不仅在大、中学校发展了几百名会员，而且在邮政、电讯、书店和一些工厂、农村小学发展成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邮电部门的职工还成立了筑光音乐会分队。筑光音乐会翻印的抗战歌篇，传播到许多县城，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宣传抗日的武器。筑光音乐会虽被勒令解散，但它的会员们有的转移外地，有的加入到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继续进行战斗。
抗日歌声使沉睡的城市苏醒，救亡乐曲把闭塞的群众唤进民族思想解放中。“筑光音乐会”这一文艺大军，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奋勇争先，当起了排头兵，历史必将铭记。
史料来源
①抗战文化的蓬勃发展（《全民抗战一贵州抗日救亡运动》，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
②韩继伟等：战时贵州文化教育（《抗战的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19年2月）
来源 | 云岩区融媒体中心 股票怎样看主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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